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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晚清著名外交官曾纪泽对晚清英语教育所作的创新和实践

曾纪泽出生于1839年。那时的曾国藩已是翰林院的翰林,书香门第的曾家对子女的教育相当重视,作为长子的曾纪泽,曾国藩更是寄予厚望,才刚4岁的曾纪泽就被父亲送进私塾,拜湖南的文化名士冯树棠为师,接受中华文化教育,认真研习诗文经史。对曾纪泽的教育工作,曾国藩亲力亲为,在闲暇之时常常亲自过问,曾纪泽所读之书都亲自审核,曾国藩认为“看、读、写、作,四者不可缺一”。他亲自挑选了《史记》、《汉书》、《四书》、《五经》等书籍,要求曾纪泽必须熟读。曾国藩认为读书不光要用心,还要专心,对儿女们说“:家中断不可积钱……尔等努力读书,不怕没饭吃,至嘱!”年轻时的曾纪泽到京城两次应试都落了榜,但他不被打击所压倒,牢记父亲所言“中或不中,无什关系”,而是继续苦读经史,同时还学习地理、天文、音乐、数理、科技等知识,全面开花,终成多才博学之人。
  对曾纪泽的思想品德教育,曾国藩更是细心,言必教诲,行定督导。曾国藩认为待事须“恒”,即:对待事情要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这样才能成大事、建伟业。至于做人,曾国藩要求曾纪泽须力戒“傲”、“奢”,须“习劳习苦,勤俭自持”,不能懒惰、奢华。这些教诲都锻造了曾纪泽的品德,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他力守“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祖训。
  1872年2月4日,一代名臣曾国藩离开了人世,曾纪泽极度伤痛,他扶柩回到湖南乡间,在埋葬父亲的附近地方建起房子,为父亲守孝,陪伴他的是友人送的一本英文版的《圣经》,还有几本英语学习的工具书,这些都是他学习英语知识的利器。曾国藩在世时,就曾要求曾纪泽学习英语知识。曾纪泽在京城的同文馆研习洋务知识的时候,利用机会向在同文馆工作的美国人丁韪良学习英文,打下了英语知识基础。在为父守墓期间,曾纪泽苦学英语,潜心研究,独创“西洋字调合并法”的学习英语方法,这种学习方法极为原始,就是英语单词的本义和注音汉字联系在一起,比如:sitdown=西特当=坐、die=歹=死、cheat=欺特=骗、hot=火特=热,等等。曾纪泽的方法虽然很“土”,但很实用和管用,他的英语进步神速,阅读与写作水平大增。此外,他还研习了《韦氏大字典》、瓦特的《圣诗选辑》、《英语韵编》、《英语自选集》、《英语话规》(文法)等,苦读于心。
  曾纪泽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三年守丧期间所记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自学英语的甘苦“:余习西音,然湘中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独研数年,自创习法,事倍功半,有所成……因年长健忘,自感难记,只是一知半解,断难进矣。深愿友朋有志者,相与勉焉。”三年守丧期满,曾纪泽开始能用英文写信给马格里等外籍友人,可见他的英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1877年,曾纪泽奉旨入京,此时的他已经能够阅读英文书籍,翻译英文作品。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方面,他得到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的引导,从西学算学入手,广阅精华,医学、理工、天文等各科知识都有所涉猎,所获甚丰。
  1878年8月,曾纪泽蒙召入宫觐见,他的修养、学识特别是英语知识,让慈禧太后另眼相看,因其所长,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公使,后又兼任使俄大臣。丰富的英语知识使曾纪泽在外交官岗位上能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加深了他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这些了解和认知影响了他办理外交事务的理念。曾纪泽深研英文版的《国际法》,他归纳出《国际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护一国之主权,一国之主权是无论国之强弱和大小的。对《国际法》之了解,使曾纪泽增加了谈判之信心和决心,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与数国进行谈判,维护了清朝的利益。在担任驻英、法公使后,他与英国谈判议定了洋药税厘并征之条约,经大力争取,最终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二百多万两,丰盈了清朝政府国库。在他先后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中,最让人称道的一件事是他与俄国艰难交涉中改签了原条约,维护了我国领土不被侵占,成功收回新疆伊犁地区。
  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成功收回新疆伊犁地区的事件颇费周折。清政府曾派崇厚担任清朝钦差大臣赴俄谈判索回失地,重厚性弱才薄无能,面对沙俄的重压和威胁,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时人称之为《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的主要条款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新疆伊犁地区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地区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政府;二是俄国商人不但在新疆和蒙古全境与汉人交易时免税,而且准许俄国人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汉口等地贸易,在松花江行船至吉林内地的都伯纳;三是偿付费五百万卢布。面对这样一个有辱国格的不平等条约,清廷极为震怒,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群情激昂“,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清廷政府明确宣布拒绝承认该条约,并且对参加谈判的重厚治重罪。为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清廷政府任命曾纪泽为使俄大臣,与俄国谈判修改重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
  与俄国谈判历时一年,曾纪泽日记记载谈判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纪泽谈判的思路清晰明了:“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商路,曰址界,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守,曰战,曰和。”他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用英语口语与沙俄谈判代表格尔斯据理力争,软硬兼施,刚柔相济,与俄国政府周旋和斗争,维护了国家权益,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他代表清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时人亦称为《中俄伊犁条约》,与原条约相比,成功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长四百里、宽二百余里的广大地区,同时对原约所给予俄国的贸易权力作了限制,减少了他们的优惠措施,限制了他们的经商活动范围。虽新条约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地方,但与原条约相比仍是一个巨大进步,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的腐弱的清朝来说,这是少有的外交上的胜利。连与他谈判的沙俄对手格尔斯也对他表达尊重之意,对他的人品、才智、谈判技巧也赞扬说“:曾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结束了外交官生涯,离开伦敦返国,按照清廷政府的安排他任兵部侍郎入总理衙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帮办海军具体事务,担当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的任务。离开英国之际,曾纪泽和英国友人马格里合作,共同写成《中国之睡与醒》(China-TheSleepandtheAwakening)一文,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充满着中国人强烈之自豪、自强、自尊之气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之睡与醒》英文版在《亚细亚季刊》上发表后,中国是“睡狮”的论断世人皆知,成为后来中国人寻求自豪、自强、自尊的经典比喻,在西方世界极具影响。随后《中国之睡与醒》中文版改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在香港的一个中文刊物上发表,引发了时人的大讨论。曾纪泽还乘兴创作了《普天乐》,《普天乐》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本文首发于原创论文网www.xielwb.com/yyjy/87570.html转载请注明。
  当时的英、美等强国都是英语国家,国际交流与交易等都使用英语,曾纪泽深知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利用一切机会向清廷高层宣传英语的重要性,极力推广英语在朝野的普及。曾纪泽先后两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他利用机会宣传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影响了清廷决策者的看法。他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在与慈禧太后的对话中,极力强调英语的重要性,他向慈禧进言“:英国语为西方世界货物交易之买卖话。各国外洋通商用之,故各国人争学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外交官商之相传文话,各国间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外交之间换约、修约等事,开列常用法文。”这些话,一定程度化解了清廷统治者对西学的抵触和怀疑,晚清高层内学英语之风开始盛行,许多大臣争学英语,连皇帝也以学英语为荣。像光绪帝,为了下决心学好英语,他认宫中做英语翻译工作的女官德龄为英语老师,由于光绪年轻好学,而且记忆力很好,所以英语学得很快,一年时间就能阅读英文版普通教科书中的故事了。光绪学了三年英语,能读会写,就是不会说,与外国人交流还是需要翻译。另一个皇帝就比他强多了,他就是清朝末代溥仪皇帝,他重金请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庄士敦担任他的英语老师,他的英语知识也学得相当快,最后他甚至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这样的难事除了要求溥仪古文基础好以外,英文水平更是要求出色才能胜任了。
  光绪十六年,博得朝野的好评和西方外交界普遍尊重的曾纪泽因长期忧疾死在任上,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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