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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理论的未来(3):包容性

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衷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衷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如果说折衷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偏好性,那么解决这一问题最自然的方法就是更大的包容性。也即我们不是仅仅挑选几种理论形式,并用精心设计的条件试图将它们结合起来。与此相反,我们现在所寻求的是一种将我们所见过的所有不同视角完全容括进来的描述。要想知道这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可以看看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执导的著名的“现代爱情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蚀》(Leclisse,1962)的片頭。影片启幕是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里卡多(弗朗西斯科·拉瓦尔饰),他看上去就像屋子里所有其他物品一样。此时镜头转向维多利亚(莫妮卡·维蒂饰),她那让人印象深刻的沉思神情为她赢得了美誉。我们看到她正在把一个烟灰缸从一个画框界定的空间移开,在那个空间内留下一个布朗库西式的金属雕塑。我们随着镜头盯着这里看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反向角度的镜头迎面而来,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空间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物品,这样就将它们都降格为一种平凡、乏味的意义。接着,窗帘被拉开了,表明实际上这不是夜晚,而是白天。这就是包容性在大银幕上可能会呈现出的样子:将各种观看任何既定物体的角度不断叠加,直到获得一种非常不同也是非常全面的事物原本模样的图景。就理论而言,这意味着不断纳入不同的视角,直到我们获得比此前任何论断都更好的东西,理由就是它没有前面那些论断的偏好性。

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当出色的例子: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这篇散文是本雅明“巴黎拱廊街”系列这一庞大工程的核心文章,它将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以及其他很多理论结合起来的方式,具有典范意义。本雅明在引入主题的时候,谈到19世纪的城市生活方式让人们面临很多令人震惊的事物。林荫大道和街道马路上都是拥挤的人群,交通繁忙,一片喧嚣。结果,人们开始寻找保护自己远离这些惊扰、远离城市生活的残酷和丑陋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诱使大脑显现各种意象来替代那些东西。通过显现这些意象,大脑可以保护自己不必太过直接地面对残忍与丑陋。由此才有了《致一位过路的女子》(à Une Passante)这样一首诗。该诗是《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里最负盛名的诗篇。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关于叙事者短暂遇见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但实际上,在本雅明看来,这首诗是波德莱尔在表现大脑通过显现或产生这种飞逝之美的意象来保护自己不会被街道上的现实经历所惊扰。本雅明借美丽过路女子的这一意象展开讨论,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描述的最为敏感、复杂和难以捉摸的内部机制,分析到马克思分析的庞大外部发展过程:19世纪中期资本的兴起,第二帝国巴黎的兴盛,商业拱廊街反映出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最后一方面是本雅明深广纵览的焦点。

但是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时间。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里所做的是捕捉一个时刻——19世纪中期的关键节点,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巴黎居民们见证了这个时刻。但他没有捕捉到那时的巴黎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它最终变成的样子。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理论包容性的局限所在。它能够论及最私密的内心或主体,也能够论及最庞大的外部现象,其原因在于这些都发生在时间中的某一个时刻。因此,本雅明所提出的是建立一个从内部到外部的桥梁:用于屏蔽的意象。但是这个用于屏蔽的意象作为他的分析的关键点,最终是超越时间的,是空间性的。它只在一首诗、一个波德莱尔的文本中作为主题出现。既然它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诗歌的主题,那么它就无法表现变化或过程。而最终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也就只有对于19世纪中期某个特殊时刻的分析。因此尽管这种包容性的空间性可能初看起来比我们此前考察的折衷主义要少很多,也没有那么受限于我们说的博物馆的局限性,但是它仍旧不能避开我们在前面所遇到的同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事物如何成为它们自身的那个过程。

但假如我们不能在本雅明那里得到我们所寻找的东西,也许可以转向一部更加明确地讨论时间的论著。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西方文学对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以下简称《摹仿论》)。在批评史上它被视为德国语文学界的产物,充分证明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人的学识所能企及的高度。尽管这部著作大部分是奥尔巴赫战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写出来的,但显然他为此所做的研究要追溯到二战以前了。众所周知——亦如他自己所述——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在缺少他的研究所依靠的那些书籍的情况下写作。土耳其的图书管理员告诉他:“我们不保存图书,书会着火。”因此,《摹仿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基于保存下来的记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奥尔巴赫一直回溯到西方文学的最初——荷马的《奥德赛》。他的目标是尝试厘清西方主要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再现。起于《奥德赛》,终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摹仿论》所提供的是文学经典文本中的一序列关键片段,通过分析揭示它们实现自身目标的艺术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奥尔巴赫的论著展示了一个场面的序列,每一个场面都充满了某个特殊历史时刻的文化意识。因为这些场面之间的关联,我们从它们的时间序列安排上可以获得某种类似历史时间的东西。

然而,如果看得更仔细一些,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时间。它所缺少的,或者说没能传达的,是一种时间流动的感觉,就是那种与时间流逝相关的无缝隙延续性。在这个方面,我们在《摹仿论》中所找到的感觉可以说是我在不莱梅美术馆体验的文学翻版。我们已经知道不莱梅美术馆通过将其西方绘画藏品展示在一系列画廊组成的长长套间里,表现了我们所说的西方艺术的序列。但它在其相当出色的展示中没能传达出一种过程的感觉,一种我们如何到达那里的感觉。这就是博物馆的局限。它可以给我们序列,但这种表征序列的能力却并不能给我们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适用于《摹仿论》,尽管二者在艺术媒介或文体上有很大差异。毕竟我们在该著作中所看到的也是一种场面的安排或序列——只不过那是文学的而不是绘画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文学文本当中都有时间:故事或叙事的时间或延续。但是那种时间不会超过文本的界限,更不会越过文本到达外部世界。奥尔巴赫以一种极有召唤力的方式表达了每个文本当中的文化意识,以及它们独特地表征外部世界的方式。但他没有表达出来的是:我们如何从一种文化意识或文本走向另一种文化意识或文本。最终这就是《摹仿论》所缺少的东西。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互不相干的个体时刻——对它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毫无感觉,而这并不等同于时间本身。

如果说《摹仿论》缺少的是无缝隙延续性,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在另一部德国语文学界的伟大作品里找到它。在这里我想到的是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特别是他后期的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与奥尔巴赫不同,库尔提乌斯在二战期间一直待在德国。但是由于他痛恨和憎恶德国当时的状况,这位公开承认身份的现代主义者(普鲁斯特的朋友、乔伊斯的早期诠释者)将兴趣转向了中世纪以及欧洲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具体而言,他想要表明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在中世纪拉丁文学及之后文学中的存续。因此,与《摹仿论》不同,他的论著不仅仅是一部基于保留下来的记忆的作品。相反地,就像他自己解释的那样,那是他从无数次对贺拉斯著作的阅读中锻造出来的作品,这些阅读积累使他能够发现后期文学传统对贺拉斯的借用;那也是他对数不清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实践的背景和历史进行彻底研究后的成果。最终,《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不仅仅是关于文化延续性的具体细节,而且关涉一整个文化的传承——我们可以说,它在经过罗马帝国衰落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后还能够生存的能力,库尔提乌斯显然在其中看到了与他在战时德国经历相似的地方——以及,以此为基础在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新的拉丁传统。这就是库尔提乌斯想要赞颂的东西:文化的韧性和它肯定性的力量。因此才有了《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那宏伟的框架,对假装的谦逊和年轻男孩与年老男人(puer and senex)等古典主题的阐发,对自然女神等文化建构的详述,以及对尘世舞台等隐喻的召唤。正因为库尔提乌斯想要表现一种文化生存下来的能力,他非常强调无缝隙延续性: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一百年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仍在使用同样的文学主题和母题,以类似于古典时期的方法看待和表达事物。对库尔提乌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看待和表达事物的方法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它们依然存在的证据。不过,他希望能够超越文化的任何具体细节的留存,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整体存活了下来——这是古典文明生存能力的表征。基于这一原因,《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选择强调中世纪拉丁作者们与其古典前辈们之间的相同点而不是差异。库尔提乌斯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跨越时间的无缝隙延续性的保证,而那正是文化延续性的标志。

但是正如我们在先前对福柯的讨论中发现的,无缝隙延续性本身也可能会带来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我们无法解释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实际上,这就是从理论的视角看《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问题所在。这部典范著作因为太强调无缝隙延续性,而没有能够解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因为它选择强调中世纪或文艺复兴传统,也即《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未能表明中世纪或文艺复兴作者是怎样拥有了一种与其古典前辈们所不同的感受性和不同的意识。在该著作英语译本的一篇前言里,库尔提乌斯写到有些评论者批评他这本书对本土文学的关注不够。他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关注这本书的标题是“拉丁中世纪”。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评论者(也许出自无意识)表达了一种感觉:本土文学日益成为我们如今所生活其间的传统。因此,一部论著如果没能充分对待这个对象,就无法完全把握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这个过程。有意思的是,在英译本前言里,库尔提乌斯提出,航拍摄影可以揭示我们站在尖顶也看不到的关于一个地方的东西——比如北非的古罗马防卫工程系统。这里使用航拍摄影作为类比很有意义,因为它具有显著的空间性。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从《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里所得到的部分意义。尽管有甚至也许是因为它对无缝隙延续性的强调,它所描述的文化延续性的图景,最终还是具有更多的空间性,而不是时间性(如果我们把时间性理解为发展过程的话)。

当然,《摹仿论》和《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都是二战后那一段时期的产物,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很自然地会好奇近些年是否有什么著作能够让我们设法解决作为过程的时间缺席的问题,因为前面讨论的这些典范式早期研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转向了新历史主义,它试图融合理论的不同形式(马克思主义、视觉文化等),也许可以被视为代表了一种对待历史事件问题的新的不同的方法。在这里我想集中讨论的是一部在新历史主义领域(无论研究对象是哪个文学/文化时期)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经典: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具体说来,我想讨论的是这部论著的第一章“与伟大人物同桌”(“At the Table of the Great”)。它在很多方面都凸显了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内容:对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危险的、持续改变的政治立场进行的长篇阐述,再加上对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画作(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大使们》的生动利用,都使其居于整个新历史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但是很显然,这也不能将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给我们想要的答案。最终,尽管格林布拉特设法将大量内容压缩到“与伟大人物同桌”里去,它仍旧只是对单一历史时刻的阐述,而且大部分是站在一个个体的意识角度看待问题的结果。荷尔拜因的油画只是在一个方面加强了这一点。也许《大使们》这幅关于两个文艺复兴时期男人的画作最让人惊奇的主题是前面那个倾斜的椭圆形状——作为死亡象征的骷髅的视觉变形体。不过,在《大使们》的语境之内,它还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那个时代任何一个追求政治权力的年轻男人终将走上的危险道路,以及任何生活在亨利八世时期的人都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它成为了当时所有追求权力之人所面临的危险易变情形的一种象征:从无名之地一路飞升至顶层的可能性,以及以同样的速度下坠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主题以及作为整体的荷尔拜因画作暗示了上述可能性,我们可以认为它最终指向的就是一种情形,也即指向某种静态的而不是时间性的东西。当然,那种情形的变化可能会非常之快,这也是《大使们》的基本意义所在。但尽管如此,它——和作为整体的格林布拉特的分析——所要描述或阐述的,最终就只是一种情形。因为这个原因,它仍旧没有给我们想要的答案:对我们如何到达此种或其他情形的过程有所理解。尽管它可能阐明了一种历史意识的形式,它却没能表明那种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参考文献

Auerbach, E. 1953.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M]. Trans. Willard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W. 2003.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C]. In: Zohn, H. (Trans.) Harry Zoh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urtius, E. R. 1953.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M]. Trans. Willard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Bollingen Foundation.

翟亮,美國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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