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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天谴》启示录

摘 要:瘟疫文学文本通过探讨瘟疫本身的扩散以及人在瘟疫暴发期的行为反应来深度揭示人性。本文以菲利普·罗斯的封笔之作《天谴》为例,探讨文学如何帮助人类理解自身局限,避开可能的灾难或减轻灾难的影响程度。通过分析小说中描述的各种实例,本文总结了瘟疫发生的历史反复性、人类恐惧的必然性,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瘟疫经历者进行心理疏导的必要性。瘟疫的可怕不仅在于它本身的致命杀伤力,还在于其引发的诸多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就像另一场瘟疫,能扩大病毒的杀戮潜力,也会让经历者形成长久的心理创伤。本文也将结合J.M.库切对该书的评价,进一步分析小说主人公的处境,试图理解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天谴》;瘟疫文学;创伤后应激障碍

毛姆(1940)曾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在Covid-19病毒肆虐、各国颁布禁足法规之际,隔离在家的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特别是读文学作品中对瘟疫的哲学思考,从中找到些许应对瘟疫的精神武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瘟疫总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白喉、肺结核——每一种传染性疾病在给人类留下死亡阴影的同时,也都在改变着历史。古今中外,有许多文本都包含着瘟疫叙事,较早的有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的《大疫年纪事》;当代著名的作品有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国现当代也有一些关于瘟疫等疾病傳播的文本,比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也留下了很多专门介绍瘟疫治疗的古代医书文本,比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吴有性的《温疫论》等,其中一些中医药方在当下的抗疫治疗中仍然会被使用。这些文本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展现瘟疫流行时暴露的人性;一个是提供对付瘟疫的具体方法。

《天谴》(Nemesis)(该书目前尚无中译本)作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封笔之作(首次出版于2010年),在英语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笔者第一次阅读该书是因为库切所写的书评。库切对此书的评价很高,在他2017年出版的文集中,每一篇文评都讨论了一位经典作家,而且基本都是早已去世的作家,比如:笛福、霍桑、歌德、福楼拜、托尔斯泰、贝克特、帕特里克·怀特等,而菲利普·罗斯是当时该书中唯一一位仍然在世的美国作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库切对罗斯的重视。库切(2017)特别关注《天谴》一书的情节构思,他认为此书的一个巧妙之处在于主人公巴基身份的变化——从逃离疫区的人,转变为疫情的引发者。而那些在度假地、远离城市里正在流行的病毒困扰的人,其实只是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库切将此书与罗斯其他三本“天谴”系列的小说(《谦卑》《凡人》《愤怒》)放在一起,指出这些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悲剧性规则:最微小的失误可以导致悲剧性的后果。

该小说的故事叙述分三部分。前两个部分的时间背景是疫情发生的1944年夏天,地点是美国的纽瓦克(Newark)。主人公是23岁的巴基·坎托(Bucky Cantor)。因为视力不达标,他不能应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一所中学找到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在不知道自身可能携带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情形之下带着学生们一起锻炼。后来巴基在女朋友的要求下去了她所在的夏令营驻地工作,结果那里也暴发了脊髓灰质炎疫情,而他被确诊为无症状病毒携带者。第三部分则发生在将近30年之后的1971年,巴基与他昔日的学生阿尼·梅斯尼科夫(Arnie Mesnikoff)重逢,而阿尼被他传染病毒而终生身体残疾。读者可以从这个学生的视角重新了解巴基的心路历程。巴基的失误在于,他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因此在体育锻炼时传染了自己的学生;之后,他被爱情驱使,听从了女朋友的劝说,离开纽瓦克,去了夏令营驻地所在的度假胜地陪伴她,结果导致了那里脊髓灰质炎疫情的暴发。本文将顺着作者的思路,从脊髓灰质炎这种传染病在纽瓦克的流行延展开去,探究文本可以给读者提供的经验。

瘟疫的反复性

《天谴》的开篇短短几段对脊髓灰质炎的背景和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尽管纽瓦克的脊髓灰质炎传染病开始于1944年夏天,作者也提到1916年该传染病已经在美国暴发过,但关于脊髓灰质炎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段和地点,绝不仅仅是1916年或是1944年的美国。脊髓灰质炎侵扰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在已出土的古埃及王朝石板画上都有对小儿麻痹病人姿态的描绘。脊髓灰质炎病毒主要侵犯儿童,感染者的症状包括发热,全身不适,严重时肢体疼痛,发生分布不规则和轻重不等的弛缓性瘫痪,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俗称是小儿麻痹症。这种病不仅感染儿童,成年人也会因感染发病而导致残废。《天谴》开篇第三段就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脊髓灰质炎感染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病例,以及他所发起创建的全美最大的防治脊髓灰质炎基金会。原来,罗斯福不仅仅是带领美国人民抗击大萧条和法西斯的功臣,也是促成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的推动者。关于罗斯福创建的基金,在美国历史学家戴维·M.奥辛斯基(David M. Oshinsky)2005年出版的获得普利策奖的书籍《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Polio, An American Story)中曾有介绍。从某个角度看,罗斯福的感染让美国民众真切感到传染病并非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会感染贫民窟里的孩子。当时39岁的罗斯福精力充沛,体格强健,家境富有,似乎不应该感染这种病。就美国而言,仅从一本小说或一个历史文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染病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困扰着美国人的生活。无论美国人当时有着怎样的阶级和地位差异,他们都对脊髓灰质炎束手无策。

另外,也是在《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这本关于美国脊髓灰质炎历史的著作中,作者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感染脊髓灰质炎的1921年,恰恰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的尾声期间,而他本人很可能也感染过西班牙流感。“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生了病。整个旅程他都躺在床上,意识模糊,浑身发抖。他还得了双侧肺炎,差点丧命。”(奥辛斯基,2015)书中提到的一个数据值得人们反思:当时“死于西班牙流感的美国军人多达44,000人,几乎相当于战死的人数(50,000人)” (奥辛斯基,2015)。瘟疫与战争其实就是“孪生兄弟”,《天谴》把这对孪生兄弟同时纳入小说的时代背景:一个是纽瓦克的脊髓灰质炎的大流行,一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主人公因为自己不能参加二战而自责,并希望在抗击脊髓灰质炎的过程中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英勇。严格地说,瘟疫比战争更伤人、更残忍。战争中,士兵还可以举手投降,缴枪不杀;瘟疫根本不给人类求饶讨命的机会。比如在这部小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基的好友戴夫毫发无损地从欧洲战场回到了美国,而巴基却仍在康复医院里,因为脊髓灰质炎而外貌受损、身体残疾。瘟疫对人类的折磨从未停息过,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影响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决定着文明的兴衰、社会的更迭和人类的迁移,同时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沉重的、带有集体记忆的主题。

恐惧的必然性

纽瓦克人对脊髓灰质炎充满了恐惧,根源在于他们不了解这种传染病,不知道它的源头以及如何防治。对于任何未知的危险,人们的恐慌反应是必然的,而恐慌会让人失去理智,于是哄抢、谣传和歧视就会出现。纽瓦克人先是表现出对动物的恐惧。苍蝇、蚊子、鸽子、猫、狗都被怀疑是病毒的載体和传播源。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专门开展了清除街头所有野猫的行动。接着是对其他人的恐惧。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想法以及孩子被警告的预防传染的说法让人读起来似曾相识:“人们所知道的是,这种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只要与已感染者靠近,健康的人很可能就会被传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随着城中确诊案例的增长,人们的恐惧也随之增长。我们附近的许多孩子被父母禁止使用附近欧文顿奥林匹克公园的大型公共游泳池,禁止去当地‘冷爽电影院看电影,禁止乘坐公共汽车进城,或去威尔逊大街看我们的联盟球队——纽瓦克熊队在鲁珀特球场打棒球。我们被警告不要使用公共厕所或公共饮水器,也不要喝别人汽水瓶中的饮料,不要和陌生人玩耍,不要从公共图书馆借书,不要触摸、使用公共电话,也不要在街头小贩那里购买食物,吃饭之前一定要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洁双手。我们吃水果和蔬菜之前一定要将其洗净,如果有人看着有病或抱怨任何脊髓灰质炎症状,一定要与其保持距离。”(Roth,2010)

这种对其他群体的恐惧和猜忌最典型的体现是对病毒最先暴发区域人群的歧视和谣言,而谣言和不公平对待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引起相关群体的抗争。比如,当纽瓦克意大利人聚居的贫民区被认为是病毒的发源地而备受歧视之后,这一区域的意大利裔居民,特别是易冲动的年轻人开始反抗。一群意大利裔青年开车到犹太人聚居区学校的体育场挑衅,朝着过道吐口水,口口声声说要传播病毒。对于这样的恶意挑衅,作为在场的体育老师,巴基勇敢地直面和驱赶他们,并在他们走后用热水和氨水清洗过道。但巧合的是,之后学校有两个学生感染,接着两天之内又增加了11例病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大利裔青年向他们传播了病毒。在这个时候,巴基希望制止这种没有被证实的谣言。他冷静地告诉居民那是心怀不满年轻人的闹剧,并没有病毒传染。巴基和女友的父亲斯坦伯格医生谈论当时人们的恐慌,以及对无端指责的困惑。医生对他说的一句话成为该书想传递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恐惧越少越好,因为恐惧让我们失去人性,恐惧让我们退化,你和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恐惧变得更少。”(Roth,2010)作为智者,这位医生知道,有的时候,恐惧可能会变得比病毒还可怕。而且,他也是一个敢于正视恐惧和人类局限性的人。他告诉巴基:“你被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吓到了,但是强有力的人也会被吓到。你必须了解,我们当中许多比你年龄更大、经验更丰富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身为一名医生,无法阻止这种可怕疾病的蔓延,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痛苦的。”(Roth,2010)

心理疏导的必要性

巴基在疫情期间努力带领学校的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原因有两个。除了作为体育老师,带孩子强身健体是他的职责以外,另一个原因是他也渴望像那些去战场的同伴一样为国家英勇出力,对待病毒绝不能恐惧和退让。小说中有许多篇幅描写了巴基因为视力不达标而不能入伍的惆怅。也就是说,做好体育教师的工作是给他带来心理满足的重要内容。在整个抗击传染病的过程中,他可能感到过恐慌,但是确实做到了没有退缩。如果把巴基比作一个战士,他确实在努力做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但是梳理巴基的一生后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心理疏导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如果有更好的心理疏导,他的生活可能会更美好。小说的第三部分通过师生将近30年后的重逢与交流,充分展示了瘟疫经历者可能存在的严重心理问题及其导致的长期影响。

巴基对阿尼讲述了自己从出生开始就经历的各种“错误”。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偷,也是一个赌徒。所以尽管他的祖父母待他很好,但是童年母爱的缺失、父亲的不负责任等经历自然让他产生痛苦和无力的感觉。然而在生活中,巴基仍旧会努力做到最好。到了青年时代,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他遇到更多沮丧的事情,也就有了更多可能自责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前文提及的,在当时,他的同龄人都去参军打仗了,而他因为视力不佳只能羡慕那些英勇奔赴战场的同伴们。同伴所能拥有的荣誉是巴基想而不得的东西。也正因如此,他希望在后方多发挥力量。作为体育老师,尽管有家长反对,他仍然在疫情流行期间卖力气地领着学生们锻炼,希望通过强身健体来抗击疫情的扩散。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他努力抗衡自责心理的体现。在那个时候,需要有人让他明白,不能参军不是他需要自责的问题。在小说中,能够成功与他沟通并疏导他心理的是女友的父亲。他理解巴基的行为,并肯定他的积极作用,即帮助大家消除恐惧。

巴基离开学生和暴发疫情的城市去女友所在的夏令营驻地,并非要躲避病毒传染。从头到尾,他都在勇敢无畏地与病毒抗衡。当他的女友最初要求他接受夏令营驻地的工作时,他断然拒绝;但是之后因为得到了女友父亲的首肯,可以与女友结婚,这意味着另一个爱与家庭的大门将向他打开,他作出了改变。他的家庭责任感出现了,他有义务照顾他的未婚妻,经营他的未来生活。恰巧在这时,他因为自己班里两个孩子感染病毒而被家长责难。两个因素促使他决然地和校长说要辞职去女友那里。不了解情况的校长当然会认为他是临阵脱逃,而他带着不被校长理解的复杂心态去了夏令营驻地。

在心理学家看来,一个人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对其影响极深。如果有童年阴影,那这阴影可能会笼罩一个人的一生。巴基儿时的经历就是他人生的第一道阴影;青年不能参军是第二道阴影;第三道阴影来自他在瘟疫暴发期的经历。因为对爱和家庭的渴望,他决定跟随女友到夏令营驻地。然后,他将遭受更大的心理打击。巴基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包括他在学校带领学生们运动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发生在他到达驻地之后。因为就是在他到达之后,那个本来没有任何病例的地方出现了感染者,而且是与他有密切接触的学生。他马上坦诚地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驻地医生。经过检测,他的猜测被证实。两天之后由于病毒发作,他被送入医院治疗。巴基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区域原因,他所去的医院还没有到人满为患的程度。在治疗中,他目睹了更多的孩子如何遭受疾病的侵袭,自己也经历了14个月的治疗与恢复期。在这期间,他的女友对他不离不弃,仍旧希望与他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他则完全放弃了向女友求婚的计划,尽管女友和家人都敞开胸怀接纳他,但是他还是退缩了,冷冷地拒绝了女友的恳求。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再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按照他对阿尼解释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就像“伤寒玛丽”,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传染了十几个孩子。他的这些心理和表现是心理学研究中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Schiraldi,2000)。

这种自我惩罚的行为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溯源巴基的成长过程,这种结果又是一种必然。分析这种病态的自责情结,其根源在巴基儿童时代就埋下了种子。比如,他在儿童时代的无力感让他更容易产生自责倾向。这种过度的自责也将损害他对自身正面、积极的评价,让他面对生活时变得更加悲涼、敏感和郁闷。读者明白巴基的自责是没有必要的,他的母亲是生他的时候死去的,但是生他与否不是他本人可以决定的;他的父亲偷盗也不是他的影响所致;不能参军当然不是他的错。但是,当事人巴基将这些痛苦和耻辱的经历积累了起来。到了最后,巴基又经历了瘟疫的暴发,目睹了同医院那么多病人的悲惨遭遇,联想到自己曾经感染的十几名儿童,包括女友的妹妹,他的自责感挥之不去。与女友结婚的快乐憧憬仍旧敌不过他对自己的人生否定,所以他才会拒绝和女友结婚生子。另外一个可能的拒婚原因是他对渴望而不得的爱已经产生了恐惧感。他渴望母爱,但母亲去世了;他爱女友,但是也恐惧会因此连累女友。当然也有可能他正是出于爱自己的女友,而不希望自己的残疾有损她完美的生活。小说中,他一直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行事,而读者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他其实应该打开心房,听一下别人的劝解。他的学生阿尼是一个努力帮他疏导心理的人。作为一个被老师感染的学生,他没有怨恨,他关心老师的状况,陪他聊天,提醒他不要把自己放到替罪羊的位置,希望他从自责的心态中走出来。

小说中最值得称道的人物是巴基女友玛西娅的父亲,他对人性的理解和瘟疫期间大众心理的把握十分到位。作为医生,除了专业医疗知识以外,他的睿智话语是小说的亮点。同时,他也是给过巴基许多心理慰藉的人。当巴基听说两个感染死去的孩子的妈妈责难是因为他领着孩子们锻炼导致这样的结果,他很焦虑,但是女友的爸爸安慰他:“处于巨大痛苦,或者遭遇疾病的不公时,人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们会口不择言。但是孩子们踢球不会让他们得病,是病毒让这些孩子们得病。我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脊髓灰质炎,但是我们了解人类。”他还说过一句话:“责任感放错了位置是有害的。”(Roth,2010)这句话对巴基的心理疏导本应该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点出了巴基心理问题的实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巴基并没有听明白,他仍旧固守自责情结,还没尝试就先行放弃自我肯定,导致没有勇气走出来去迎接爱情和家庭。

库切(2017)在书评中对巴基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评价。他认为,“对于巴基而言,他做出导致他开始犯错的决定的那个瞬间,他是看不清楚的。”库切还将这个情节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类比,因为两部小说中有同一个主题——对抗瘟疫斗争中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自己就是瘟疫的引发人。《俄狄浦斯王》中,由于俄狄浦斯在不知情中犯下了“弑父娶母”的大罪,瘟疫与饥荒降临忒拜城。他带着臣民向神祇求解,希望找到瘟疫的源头。结果,先知提瑞西阿斯让他意识到自己早已经陷入了弑父娶母的不幸命运——被他杀的拉伊俄斯是他的父亲,已经与他结婚生了女儿的伊俄卡斯忒是他的母亲。最后他刺瞎自己的眼睛,放弃王位远走他乡。《天谴》中的主人公也曾经希望作为一个引领者,通过带领着学生们一起锻炼、强身健体抗击瘟疫;而最终却像俄狄浦斯一样,痛苦地发现自己其实是病毒的引发与携带者。两人都曾心怀理想与抱负,努力做到最好,但是等来的结局却都是要为自己不知情时犯下的错误终生备受心理煎熬。如果我们并置这两部作品以及更多类似的小说,从高处俯视,能看到更多的真相:当主人公为并非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感到自责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仍在犯错。

诚然,阅读文学作品并不能帮助我们彻底打败病毒,但能帮助我们冷静地思考如何面对它,避免重蹈覆辙,明白只有通过互相的理解和帮助才可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少受一些伤害。《天谴》通过巴基这个人物提醒社会关注感染者,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的心理健康。这种心理关注不仅应该贯穿疫情发生的过程——患者在最初发现自己可能感染时,会有焦虑情绪;在早期医疗信息资源不畅时,会恐慌甚至愤怒;如果自己把家人或朋友感染了,会感到内疚与自责;即便是病愈,也会考虑会不会遭受别人的歧视和排斥,给别人带来麻烦。在疫情发生之后,心理关注也应该长期持续。比如在《天谴》中,即便疫情过去了将近30年,即便巴基没有经历愚昧残酷的社会歧视,即便他看似是一个独立且平静的人,他却已经完全封闭了自己的人生。他是一个遭受过严重心理创伤且未愈的个体,需要专业人士的心理疏导。从某个角度说,一场大的瘟疫之后,整个社会都会遭受PTSD影响,需要心理关注和引导。没有任何人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受制于任何外部影响而始终保持稳定的状态。与“天谴”系列的其他三本小说一样,《天谴》里的巴基不是超人,而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虽然承受着人生的种种失落和遗憾,我们仍然还要往前走,用各自不同的方式驱走黑暗的心魔。罗斯对于瘟疫的哲学思考的最美之处在于小说的结尾。他用很长的篇幅描述年轻的巴基在体育场上优美有力地将标枪投向远方,那种美感让巴基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不论瘟疫继续存在与否,不论未来还要忍受多少命运的艰辛,人类需要和有能力追求的是生存的美感。

参考文献

Coetzee, J. M. 2017. Late Essays: 2006—2017[M]. London: Harvill Secker.

Maugham, W. S. 1940. Books and You[M]. London and Toronto: Hein bv emann.

Roth, P. 2010, Nemes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Schiraldi, G. R. 2000.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 A Guide to Healing, Recovery, and Growth[M]. Los Angeles: Lowell House.

戴维·M. 奥辛斯基. 2015. 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M]. 阳曦,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敬慧,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澳研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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